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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同:窮孩子的唯一希望是教育

希望20》李家同:窮孩子的唯一希望是教育

 

 

 

【李家同( 記者邱瓊平/整理 )】


我一輩子都在教書,從30幾歲就開始教書,20年前,我已是個老師,天天和學生在一起,讀書、進修、做學問;從年輕時代,我最關心的就是教育和學生,除了在大學課堂上跟隨我上課的學生,還有更多在貧困環境裡被忽略的窮孩子,更是我最關心的一群。

我回來
因當年受刑人一句話

即使任教30多年,年近70歲的我,明年就要退休了,但我退休之後,還是要和學生在一起,拉窮孩子一把,做學問、多進修,人生還有太多沒搞懂的東西,我要繼續搞懂。
 

我出生於上海,初中念的是成功中學、高中念師大附中,畢業後考取台灣大學電機系。我從大學開始當義工,當時台大的同學家境都很好,但我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窮小孩,他們的父母較為弱勢,所以也無法補習,回家也得不到父母的協助。我大學就開始幫他們補習,沒有參加任何社團,而是自己去找一些家境不好的小孩「抓」來教,希望幫助這些孩子脫離貧窮。
 

大學時代,我也到監獄探訪受刑人,跟他們一起聊天、打球。記得那時候台北監獄在愛國東路,我和一位黝黑的受刑人很談得來,因為他愛看書,我就設法送很多書給他看。 
 

這名受刑人經常談到他媽媽,還說他媽媽來看他都會吃閉門羹,但我始終不太相信。有一天我打聽到他家的住址後便去拜訪,一進了客廳,就發現氣氛不尋常,才知道家人沒有跟他來往,也明白他媽媽從沒有到監獄看過他。 
 

從他家離開之後,我騎著腳踏車,轉彎時聽到腳步聲,他上了年紀的媽媽追出來叫住我,臉上寫滿迫切和思念,急著問我「: 我要怎麼找到我兒子?」後來這名受刑人寫信告訴我,他們母子終於見面了。 
 

那時我正在辦理手續,準備要到美國念書。離開之前我到監獄見他最後一面,當他聽到我要遠赴美國唸書的消息時,整張臉暗了下來,笑容也消失,他低聲說 :「我們之間的距離會愈來愈大,不可能繼續做朋友了…」然後,他想了好一會兒,又問我:「有沒有考慮留下來?」  

當時,我什麼承諾也沒給他,但30多年前,當我從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算機系博士畢業後,馬上回到清華大學數學系服務。我知道,多多少少是因為他當年問我的那句話─「有沒有考慮留下來」。

雖然後來我與這名受刑人沒有再見過面。到清華任教之後,我知道清大附近有一個德蘭中心,專門幫助弱勢的孩子。我和太太經常去捐錢,後來有了老爺車之後,就常去做義工,教小朋友學英語和數學。德蘭中心的孩子多半來自破碎而窮困的家庭,而有更多是來自原住民部落。

我很早就注意這些弱勢的孩子,也決心要助他們一臂之力。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微薄,其實身邊隨時都有助人的機會,一己之力可以發揮很大效益。就像後來我到靜宜大學任教,一名在台中啟明學校就讀的學生寫信給我,他知道我向來樂意幫助盲生,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,我也答應了。助人真的不難,不是嗎?

其實,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師雷格教授就是盲人,當時我們都稱指導教授為「老板」,我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,更因此結交到多位盲人朋友,而我也到台中惠明學校當義工。


現在的種子 下一代的花 

我總認為,義工不是一兩天做好玩的,而是長期性的,我大半輩子都在做義工。這些年,台灣的弱勢家庭越來越多,我不忍心看著這些家庭的孩子長大後一樣在社會底層翻不了身。2002年時,博幼基金會成立了,我們以921重創的災區為主,免費幫埔里和信義鄉弱勢家庭的孩子補習功課,至今已經有五個年頭,且有很多大學生加入這個行列,一起做義工,我們深信「窮困孩子的唯一希望來自教育」,希望提升窮小孩未來的競爭力。 
 

從我讀大學起,幾十年的義工經驗,一直和窮小孩在一起。孩子是未來的希望,我總想,窮小孩尤其值得關心和注意,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,就是教育出現了差距。有些學生的程度非常好,有些孩子卻非常差,每當大家為金字塔頂端的孩子鼓掌時,卻沒有人關心程度很差的孩子在底層掙扎。 

 

博幼基金會的做法就是「因材施教」,根據每名孩子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課後輔導。如果有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不會加法,那就會先從加法教起,不會跳到減法或乘法。 我認為,「現在的種子是下一代的花,而這一代的花就是下一代的果實」。舉例來說,如果把一個小孩的英文教好,讓他可以跟上其他同學的腳步,那麼,這個孩子長大後如果為人父母,當子女有英文方面的問題時,他可以解答孩子們的疑問,比起什麼都無法回答好得多。 
 

20年來台灣教育政策的轉變,讓我也有很深感觸。以前的大學入學門檻高,且大學生人數少,但現在教育政策鬆綁,政府廣設高中和大學,但因背景和條件不同,現在的大學生和過去的大學生不能互相比較。部分大學生程度不理想,更是很嚴重的問題。 
 

現在大學這麼多,未來勢必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。政府應建立大學退場機制,但要如何訂出退場的條件,更是政府極需面對的問題。如無法要求大學關門,那麼就要承認部分大學生的程度不夠好,我建議教師要改變教學方式。舉例來說,大學生的英文程度如果很差,就不能教莎士比亞, 應從國中程度教起。 
 

另外,政府推動一綱多本和多元入學政策,對窮小孩也極為不利,當班上其他經濟條件較好的同學有各種不同參考書可以練習時,經濟條件弱勢的小孩買不起不同的參考書,更遑論補習。活潑教學對他們而言更是負擔,多元入學對他們也不利,他們沒有能力參加甄試。

所以我認為要縮小教育的差距,但讓人擔憂的是,儘管現在政府已經投入一些資源,對弱勢學 生進行課輔,但政府的注意力還是不夠,給錢之後不管學生的學習成效,這是一件不好的事。我建議至少要有評估。 


不編織夢想
人要活在當下 

我當了一輩子的老師,也當了一輩子的義工,數十年來如一日。我其實一輩子不做任何的計畫,也不刻意編織什麼夢想,我認為人必須要活在當下,能夠把現在的事情做好已經不容易了,何況是夢想。

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,一輩子投身教育,我要建議,別和小孩或是學生講大道理,我有一個女兒,現在已經28歲,但我從來不管她,應該說是管不了。因為不是講了大道理之後,他們就會懂,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「以身作則」,作為讓他們可以學習的榜樣。   

2008/01/23 聯合晚報】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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